《四库全书》(《钦定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年编成的丛书。此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有3500多册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

　　我国古代典籍大多数集中庋藏于皇室官府，藏书虽富，一般人却无由得窥，而私家之藏，又多秘之珍之，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书籍的流通和传承。另外，每逢兵燹战乱，朝代更迭，无数珍本秘籍便遭到惨痛损毁，给公私藏书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如何保存书籍，使之流传久远，成了学者和藏书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大家开始倡导辑佚、传抄、刊刻珍本秘籍，以促进古书的传承，特别是对古书辑佚和丛书的刊刻，成为汉学家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逐渐成为一时风气。清代初期，康熙敕令“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编纂的《全唐诗》，开创了官方组织辑佚活动的先例。此后，对《永乐大典》的辑佚，更是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康雍年间，一些学者多次提出传抄辑佚《永乐大典》的建议，但始终未能形成规模性的组织活动。

　　康乾盛世文治武功四库全书国家象征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借乾隆下诏访求书籍之机，提出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特别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的校录提出具体建议，乾隆皇帝高度重视，他敕令军机大臣派员勘验《永乐大典》，发现其中“世不经见之书多至三四百种”，遂“允廷臣所议”，决议将《永乐大典》“详加别择校勘”，“泽琪醇备者付梓流传，余亦录存汇辑，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术盛轨”。这样，《永乐大典》的辑佚，便直接导致了《四库全书》的开馆，自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搜集图书，拉开了《四库全书》纂修工作的序幕。按照乾隆的要求，各地督抚大力搜访，藏书家纷纷献书，再加上乾隆恩威并施，奖惩有别，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结束，历时七年之久，共征集图书总数达13501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所征图书包括不少举世罕见或海内仅存的珍本秘籍。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馆，以乾隆为总主持人，和珅、刘墉等为正副总裁，才华盖世的大学者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三位皇子、军机大臣、鸿学大儒为主事，共计362名学者官员在内的四库馆臣，开始了长达十四年、规模浩大、控制严密的《四库全书》编纂工作。他们按照一定的取舍标准，对通过各种途径集中到四库馆内的数以万计的书籍，全面进行甄别采择、爬梳辑校、考订辨证、整理编目等清理工作，拣出应抄、应刻、应存之书。

　　中国古典文化典籍的分类，始于西汉刘向的《别录》。到了西晋荀勖，创立了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隋唐以后的皇家图书馆及秘书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图书之所，都是按照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的，名为“四库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四库全书》馆设立不久，总裁们考虑到这部书囊括古今，数量必将繁多，便提出分色装潢经、史、子、集书衣的建议，并得到乾隆皇帝的首肯。书成后它们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装潢，即：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以色分部，一目了然。至于《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考证》，由于它们“系全书纲领，则用黄绢面页，以符中央土色。”在书册装帧形式上，全书一律采用包背装，书册装订后，统一置入用楠木制作的木匣内，衬以夹板，束之绸带，既精致美观，又能防虫防潮，为《四库全书》的长期保存创造了先决条件。

　　晚年乾隆帝画像

　　在四库全书馆众多名人学士及近4000名誊录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前后历时十年左右，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乾隆考虑到“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莅，士子涵儒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下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分”，分别庋藏扬州、镇江、杭州，“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续办三分全书同时告竣，至此，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巨大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纂修和缮校工作全部完成。前后共抄写《四库全书》七套，加上底本，共计八套。

　　“凡事预则立。”为确保长期完好保存《四库全书》，早在《四库全书》纂修工作伊始，乾隆就考虑到了将来的贮藏问题。经考察论证，敕令仿造浙江宁波范钦的藏书楼“天一阁”，分别建造了南北四阁，即：紫禁城文渊阁、盛京(今沈阳)文溯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号称“内廷四阁”也称“北四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号称“浙江三阁”也称“南三阁”。将完成的第一部《四库全书》入藏宫中文渊阁(每册首页钤“文渊阁宝”印，末页钤“乾隆御览之宝”印)，专供乾隆御览;第二部全书送藏盛京文溯阁(每册首页钤“文溯阁宝”印，末页钤“乾隆御览之宝”印);第三部全书送藏圆明园内文源阁(每册首页除钤“文源阁宝”印外，还钤有“古稀天子”印，末页钤“圆明园宝”印和“信天主人”印);第四部全书送藏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每册首页钤“文津阁宝”印，末页钤“避暑山庄”和“太上皇帝之宝”印);后三部分别送藏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和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南三阁藏书均在每册首页钤盖“古稀天子之宝”印，末页钤盖“乾隆御览之宝”印)，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阅览。乾隆还专门为“北四阁”分别撰写了记文，勒石碑碣，立于阁前。

　　《四库全书》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出版工程，共收书3461种、79309卷、36375册，238万余张，8亿多字，分装在6144个楠木书函之内，分为经、史、子、集四部，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其中“经部”为儒家经典，包含“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为历代史书，包含“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15类;“子部”为诸子百家，包含“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为各种诗文辞典，包含“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类。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無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用乾隆皇帝在《文渊阁记》里面的话来说：“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也。”难怪乾隆皇帝雄心勃勃地以北宋思想家、教育家、关学学派创始人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四库全书》的精神旨归。作为古代中国规模最大、分量最重的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显然当得起这样的期待和美誉。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四库全书》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弘扬大业的“传国之宝”。

　　百年风雨神州陆沉重印四库好梦难圆

　　然而，和中华民族坎坷的近代命运一样，《四库全书》修成之后，也是命运多舛，历尽劫难。成书后不到100年，便存毁各半。

　　镇江的文宗阁藏书和扬州的文汇阁藏书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火，杭州文澜阁藏书在太平军的肆虐中散落四分之三。文源阁藏书也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中化为灰烬。作为抄录最早、抄写最精、价值最大、专供乾隆御览的文渊阁本，几度辗转，如今已经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文津阁本今藏国家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遭战乱摧残的文澜阁本，虽经后来补抄，基本补齐，然已非原书，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目睹《四库全书》的悲惨遭遇，近百年来，从政府、地方要员到学界商贾名流，都梦想着再造《四库全书》，以保存民族文脉，弘扬中华文化。

　　1917年，上海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非常热衷中国古典文化，愿意出巨资再印《四库全书》。这位大上海首富建造了许多铁路、名楼、名园，最终却未实现再造《四库全书》的心愿。

　　1920年，法国总理班乐卫来华，建议用庚子赔款重印《四库全书》。但在看到放置《四库全书》的100多个书架之后，班乐卫惊呆了。原大原样影印规模如此浩瀚的《四库全书》，以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先进工艺，也需要花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资金缺口更是无从着落。

　　提到张元济不能不让人敬仰，他一生致力于出版事业，被誉为“出版巨擘”“中国出版第一人”，毛泽东还特邀他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然而，终生之憾是未能完成重印《四库全书》。

　　1927年，张学良的奉天地方政府曾经通电全国，拟重印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这大概是重印《四库全书》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了。但以东三省的人力物力，要完成这样的壮举，不是三年五年就能达成的。结果四年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日本人封存，重印之事，再次渺茫。叶恭绰、章士钊、蔡元培等学者纷纷奔走呼号，但终不得偿。

　　新中国成立后，原大原样重印《四库全书》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国学大师季羡林、启功等曾多次动议原大影印《四库全书》，都因投资巨大、周期漫长、工艺复杂而未能实现。

　　躬逢盛事助力民族复兴不辱使命再现经典风华

　　历史走到了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事业也进入一个空前繁荣和复兴的时代。原大影印《四库全书》的神圣使命又一次触动了许多有识之士，当这一百年愿望正式提交案头的时候，新闻出版总署特别将此项目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各级领导和相关机构鼎力支持，高规格的出版工作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了项目的成功。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线装书出版机构——线装书局承担整个项目的运作。

　　然而，要想把《四库全书》原汁原味地呈现，其规模之大，环节之多，周期之长，投资之巨，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让我们用数字来直观地描述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工程：

　　从宣纸生产到全书制作完成，全部工序多达380余道。除少数几道工序可以借助现代科技之外，其他所有环节都需要熟练工人全手工完成;全书共需要手工宣纸近4000万张，若将这些纸张连接起来，可绕地球近三圈;全书历时5年完成，先后参与此项工程的专家、学者、手工艺人多达500余人，整个项目耗资数亿元。

　　手工宣纸是中国独有的，有“纸寿千年”之美誉。作为传之久远的文化瑰宝，原大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采用久负盛名的安徽泾县手工宣纸印造。手工宣纸的生产过程从原料加工到最后成纸，要经过制浆、捞纸、压榨、焙纸等一百多道工序。能够传承千年的美丽纸张，就是由工人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张张手工制作出来。而影印《四库全书》的4000万张手工宣纸，需要近百名熟练工人三年的心血。

　　不得不承认当代印刷制版工艺独具的魅力。但是，再造《四库全书》尽管借助了大量现代科技设备，并针对《四库全书》的特点开发了新的软件，但120万张印版仍然需要60个人两年半满负荷工作方可完成。怀着对弘扬传统文化的梦想，诸多初出校园的年轻人远离了都市的繁华与精彩，承受着日复一日的枯燥与单调，默默地践行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使命与责任。

　　由于手工宣纸纸质过于柔软，在印刷过程中必须采用老式印刷设备，并配有专门的续纸工一张张手工续纸。全部120万张印版、数千万张宣纸，7台印刷机在续纸工人的陪伴下，24小时不停运转3年。

　　包背装是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起于元代，到明中期以前多用此法。装订时将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有文字的一面向外，版口作为书口，然后将书页的两边粘在书脊上，再用纸捻穿订，最后用整张的书衣绕背包裹。因为其操作工序极其复杂，所以不久即被另一种装订形式——线装所取代。而《四库全书》的装订恰恰全部为包背装。为了不失《四库全书》原本风韵，一百余名掌握了传统工艺的熟练工人，通过自己的双手，实现再造《四库全书》的壮举。折页、配页、齐栏、打孔、穿紙捻、切书、包背……这些传统专业术语的后面，是传承了千百年的古籍装订工艺。这种传统的手工工艺以其独具的古色古香、精致典雅的魅力，历千年而不衰。

　　文渊阁《四库全书》作为乾隆御览之宝，在原本内敛的文化气质之外，又自然而然透露出皇家贵族的奢华气韵。再造《四库全书》，必须在所有细节上，都能完美再现原本《四库全书》的绝世风华。全套装订工序包含100多个环节，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必须手工操作，人工监控。如此完全手工的技艺和操作流程，完美地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内涵之美。

　　特别是每一册的封面，均采用天然蚕丝织成的耿绢，按原书绿、红、蓝、灰四色配染，分别对应经、史、子、集四部，取春之生机、夏之深炽、秋之俊朗、冬之浩藏之意，四时循环，生生不息，高贵与朴素由此奇妙地融为一体，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与深邃，也尽在其中。

　　《四库全书》

　　国宝再造传承中华文明百年梦圆造福千秋后代

　　100年前，法国总理班乐卫震撼于《四库全书》的宏大浩瀚，那100多个顶天立地的书架，更是令他印象尤深。如今再造国宝，当然同样不可或缺。全书36000余册，按部分装到6144个书函，置放在128个书柜内。全套书函直追原物，采用楠木手工制作，书柜则选用珍贵的楠木精雕而成，这些木器制作同样需要100多名工匠手工制作3年方能完成。

　　128个顶天立地的书柜，仿佛128位高贵的文化使者，静静地向世人传达着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宏伟气度。历时5年，斥资数亿，几百名专家、学者、手工艺人默默奉献，终于汇成20套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全球华人的百年梦想在中华盛世终得实现。乾隆皇帝的盛世巨制，终于在收藏、传播、使用等各个层面，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始于乾隆三十七年的《四库全书》，在今天才算是真正融入民族的脉搏，中华文明将再次让世界为之瞩目。放眼寰球，又有谁能拥有这不可复制的国之瑰宝?

　　再造文渊阁《四库全书》，我们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更无愧于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